我去面见叶帅
来源:    发布时间: 2019-06-14 14:07    次浏览   

1979年,中央开会研究广东反偷渡外逃问题,代表广东省委汇报的正是寇庆延。他也曾多次到北京当面向李先念、余秋里等领导人汇报。当时有人把偷渡定性为政治问题,我就认为是生计问题。如今,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,国家强大了,人民富裕了,你看现在还有偷渡港澳的吗?晚年的寇庆延曾经这样说道。

一是太难学。在广州听广播,发现每天要用5种语言播放,客家话,潮州话,海南话,白话,加上普通话,我一听,妈呀,头都大了,学不了。

三是身边人以北方人居多,大家的交流不成问题。叶帅到广州工作时,中央调集了一大批广东籍干部回来。但广东的干部还是相当缺乏,中央就从解放较早的地区调集干部南下。

第二天,在华南分局交际处,寇庆延吃到了蛇。叶帅看有东西端上来,兴致勃勃向我介绍,来了,蛇来了,你尝尝,这叫蛇羹。碗里的汤中有一丝丝蛇肉,寇庆延有点不习惯,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喝了一口。喝过之后,感到味道不错,以后就不怕了,习惯了。

寇庆延每天坚持练书法,有时4小时,甚至8小时,把练书法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调理法宝。这些年来,寇庆延写了几百首诗词,出版了《笔墨传情》、《瀚墨寄情》两本书法集。其中第二本是其眼疾严重,直到失明后的盲后集,让很多后辈为之感叹不已!在常练书法中,为了相互学习,促进自己,寇庆延还广交朋友,其中不乏退下来的省级老干部中的书友、诗友,在交流切磋中汲取精神养料,获得由衷的快乐。平时,寇庆延还有一个蕴蓄精神,愉悦身心的好办法,就是常听京剧、豫剧、河北梆子、秦腔、相声等。特别是双目失明之后,感受传统戏曲艺术之美,更是成为他滋养生命、健康长寿的重要支撑力量。

长征中幸存,而长征后却险些丧命。1936年10月,作为侦察科长的他带兵执行任务时遇袭,寇庆延带领6人突围幸存。第二天,他被带到师部,交给保卫局五花大绑关押起来。当时受张国焘左倾肃反路线的影响,起初怀疑生还有诈,继而认定是改组派。军部发电报给朱德,要求枪毙寇庆延。

1952年3月,广州市公安局破获国民党谍报,说是要暗杀叶剑英,寇庆延将这一情报报告给公安部,广东省公安厅还就此成立专案组,最终成功在海上抓捕特务赵一帆。事件报告中央后,专案组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赞扬。寇庆延在会议时曾这样说道此事,这也算是我对叶帅请我吃蛇的一个回报吧,我帮他抓了一条毒蛇。

1951年春节期间,寇庆延来到广州。当时,叶剑英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、华南军区司令员。到了广州,我去面见叶帅,寒暄过后,叶帅问我敢不敢吃蛇。我去过很多地方,但从来没见到人们吃过蛇。我如实回答,没吃过,不知道啥味道。叶帅当时就说,那好,明天就请你吃蛇!我当时就愣住了,因为我从小见到蛇就有些怕。

朱德看过电报后说,你看那电报,哪来那么多改组派,不能杀。就这样,朱德救了寇庆延的命。

2000年,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寇庆延准备去日本旅游,行前清晰地说了一句日语:放下武器,让儿子非常惊讶。而这位经历沧桑的老人去年在病床上收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,并由广东省长朱小丹亲自为他戴上。

1965年春,朱老总来广东视察,时任副省长的寇庆延向他说起这段经历,并请朱老总写一幅字留念。朱德欣然答应,回北京后亲笔抄录了毛泽东诗词《仙人洞》。不久文革开始,朱德再没有机会把字送来,直到35年后的2000年,朱德的孙子朱援朝专程到广州,把这幅墨宝送到寇庆延手上。

面对逃港问题,习仲勋提出要发展经济,缩小内地与香港的差异,只有这样,才能从根本上制止逃港。据媒体报道,宝安县委一名领导在莲塘生产队拿着报告,给时任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寇庆延出难题,要办20个人的养鸡场,如果不同意办,这些人就逃港。寇庆延当场就签了字,那时限制社员副业收入,养鸡超过5只就算是资本主义,而这20个人搞了个20万只鸡的养鸡场,规模在全国罕见。

文革期间,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成了被打倒对象。造反派从北京到广东,找到时任广东省政法委主任的寇庆延,要他提供罗瑞卿的黑材料。没有达到目的,就妄想从罗瑞卿的秘书王仲方处下手。

百岁之际,他用这样的句子回顾一生:少小牧耕执牛鞭,投身革命舞戈竿;执法多年掌刀柄,紧跟党走保政权。消灭钉螺除病源,顾委工作居二线;告老离休好笔翰,失灵耳目索本原。主席诗篇学不厌,心系民生问暖寒;习作诗词陶情操,老有所学享晚年。

解放后,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,亲自点名寇庆延,任广东省公安厅第一副厅长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广东省安全工作任务的繁重是不言而喻的,这里毗邻港澳,属于前沿阵地,保卫工作极为重要。

长征时的饥饿记忆,让寇庆延印象很深。他曾经回忆过,长征中最难最苦的是什么?是不分白天黑夜地打仗,是吃了野菜、野草、皮带后仍然难挨的饥饿。有的野菜有毒性,吃下去全身发肿,嘴唇发乌。到最后,把牛皮做的腰带、马鞍和皮鞋都煮吃了。部队流传《牛皮腰带歌》:牛皮腰带三尺长,草地荒原好干粮,开水煮来别有味,野火烧熟分外香。一段用来煮野菜,一段用来熬鲜汤,有菜有汤花样多,一段留给战友尝。在年老之时,他不允许有剩菜剩饭。有时候出去吃饭,酒杯中剩一点酒没有喝完,他就对身边的女儿、秘书说:喝掉它,别浪费。

寇庆延生于1912年的河南,后来参加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。1935年,他参加了长征,曾经三过草地,回忆往事时,他曾经说起,雪山起码都是五六千尺高,缺氧,高山上一坐下就起不来了,死也要跟着共产党走。

作为一名长寿老人,寇庆延曾经用口述的方式在报刊上分享长寿秘诀,他将其归纳为:若要长寿,人生有度;德善为先,心平气舒;修身养性,广交朋友;坚持走路,基本吃素。

寇庆延曾经三度担任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,最后一次恰是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之时。在1978年,习仲勋主政广东之际,寇庆延再度出任检察长。在对曾反对四人帮的庄辛辛一案平反时,寇庆延代表组织亲自到庄家道歉。

最令寇庆延不习惯的是语言问题。一句广州话也听不懂,一位广州警察对我说上下九,我听成是上下狗。说到这些,寇老一脸笑意。省公安厅专门为寇庆延配备一名厅里的干部当粤语翻译,走到哪里都带着。寇庆延感到这不是个办法,决定学粤语。但很快就放弃了。

作为党的高级干部,寇庆延在遵守党的制度、模范带头方面是过得硬的。特别是在票子、房子、孩子等三子面前问心无愧。寇庆延对他的子女说:不要靠老爸。要靠就靠组织、靠领导、靠同志。六个子女中,寇庆延没有为一个说过话,没有一个享受副处待遇。寇庆延说:老五44岁下岗,周围的同志很同情,让我给老部下打个招呼。工人农民的子女能下岗,我的子女为什么不能下岗?寇庆延称,在工作时期一些亲戚多次找上门来想让我帮忙,从农村出来工作,我从没答应,老家的侄子、外甥没有出来一个。我是为人民服务,不是为亲戚朋友服务。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一样,现在的司机跟了我近20年,至今还是一名普通职工。

提到广东,有人会想到上世纪的逃港。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,广东偷渡乘风,局部地区甚至有强行冲关的现象。对于逃港,寇庆延坚持认为是生活问题,不同意定性为政治问题。1978年,习仲勋任广东省委书记,寇庆延陪同习仲勋到惠阳检查工作,到处都是被收容遣送的人员。

寇庆延的大女儿映红称,父亲生前曾婉拒河南老家乡亲帮寻墓地的好意。他曾深情地说:一来,可以离你们近一点。二来,广东是我的第二故乡。百年之后,骨灰就留在广东。

造反派问寇庆延,1955年王仲方带队到苏联访问期间,是如何按照罗瑞卿的部署里通外国的。里通外国是特务干的事,很秘密的,怎么可能让我知道?造反派诱导道,王仲方和苏方的关系密不密切?寇庆延回答,王仲方是中方的秘书长,他不和苏方秘书长关系密切,我们一行人的生活、行程怎么办?造反派无可奈何,说他老奸巨滑。

二是叶剑英有一个规定,叶帅提出,凡是在省府工作的同志,不准讲地方话,一定要讲普通话。不这样规定也不行,工作起来很不方便。这样一来,不会说广州话也行。